/帕蒂古丽，选自作者《散失的母亲》一书。文有点长，请耐心看完。

上篇

    生日这天凌晨，我梦见母亲走了。她躺在窄长的土坑上，身子被白布蒙着。多年来，我过生日的方式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每当生日就写一篇《生日寄母》，自母亲莫名其妙地失踪以后，便搁笔了。

    母亲不识字，我四岁起，她就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。疾病的起因是一把刀。那是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刚开始不久，村里的殷会计被造反派怀疑偷窃代销店里的红糖，给他刚生了孩子的老婆补身体。这个从内地下放到大梁坡，把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知识分子，在开他的批斗大会的前夜刎颈自杀了。

现在想想，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动乱年代里，在一个村庄里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环环紧扣、息息相连的。就像是一个连环扣，殷会计刎颈的那把刀，直接引发了我母亲的精神分裂。

    炎热的七月天，殷会计死在一片离村很远的麦田里，他家里八旬老母病重，老婆正在坐月子，善良的村民不忍心惊吓了他的家人，决定在村里做好了棺材，再去麦田收尸。

    村里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木匠，做一口棺材得三天，尸体要在麦田里搁上三天，总得人看管，怕饿狼野狗会毁尸食肉。村里没人乐意做这桩晦气的事，看尸的活儿最后由我爹爹主动承揽了。

    我想是爹爹可能觉得反正自己每天挨批斗，去看殷会计的尸体，也不怕再增加点罪名。父亲那时已是远近闻名的“投机倒把”分子，大会小会，批斗游斗，母亲都战战兢兢地站在批斗大会会场最后面的角落里落泪。

    我父亲在麦田里看守了三天三夜。父亲也许是出于保留物证的动机，把自杀者用的那把刀，用手绢包着，放在大衣口袋里带回了家。

    昼夜为父亲担惊受怕的母亲，在父亲回家的那天，从他衣袋里翻出了沾着血浆的刀。我想这场让我母亲无法理解的运动，当时以一把带血的刀的形象，横在不识字的母亲眼里，她内心所有的恐惧都集中到了那把刀上。

    她疯狂地把刀塞进灶火里，又将烤红的刀举在手上，扔进门口的老河坝里，自己也不顾一切地跳了进去。幸亏河坝不深，母亲被救了上来，但从此她变得神智不清。

    我不相信什么鬼魂附体，村里的人却深信不疑。现在想来，胆小怕事的母亲对刀的恐惧，不如说是对政治斗争的恐惧。自此以后多少年来，我们家的刀总是不翼而飞，父亲买了一把又一把，买得快，丢得快。

    直到后来，我家老屋子搬迁，才发现坑洞里、灶台里、地窖里、仓房里，到处是各式各样的刀，而那些藏刀的地点和方式，除了我母亲，没人能想得出来。

    后来，每当切菜找不到刀时，家里人就找母亲要，耐心地向她解释，这刀是拿来切菜的，不会再有人拿去伤人。母亲这才打着哆嗦从门背后、火墙的里面或沙土堆里把刀拿出来，有时记性不好，也会忘了埋在哪里，那就只好再去买一把。

    懂事后，我常常看着无知无觉的母亲发呆：难道就是这个疯癫到对一切浑然不知的女人生养了我？生命这样残酷的给予方式，在好长一段时期，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。然而，母亲把她窈窕的身段、柔软的肩臂，浑圆的腿和修长的手指，都再造一般遗传给了我，这些不由我不相信，我就是她生命的延续。

    母亲失踪后，我常常从妹妹、姨姨、外婆身上，从自己和女儿身上找寻她的影子，幻想她有一天重新回来，希望她的病奇迹般地好了……

    从小失去母亲的我们这些孩子，就像没有桨的小舟无助地漂泊，尝尽了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，但我仍然以为自己比起母亲是幸福的，能够意识到痛苦，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我最怜悯的人是痴子，不是因为他们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，而是可怜他们已经对这个世界无知无觉。

    其实，有时沉重的生活负担，也可以成为一种精神的支柱，生活中的苦难，也会成为活下去的动力。人常常是苦难一旦消失，活着的支柱也随之坍塌。就像父亲，扛过了所有生活的重压，却在我们都已长大成人，可以替他分担时，他松了口气就猝然而去了。

    父亲去世后，我把老房子交托给邻居，把母亲拉到了离大梁坡千里之遥的边陲城市塔城，在那里安顿了一个家，弟弟妹妹寒暑假总会来这里团聚。

    在塔城生活时，母亲总记得大梁坡那个家的墙壁不够白，她从马路边背了一袋又一袋人家用过后废弃的白石灰回来，堆在屋子门口，说要带回去刷老房子的墙。她不断地从院子里拔一些野菜回来，用水洗了，煮进锅里。我知道，她还在大梁坡和她在甘肃天水那些饥饿的记忆里游荡。

现在想来，那时母亲记忆里的地点，从来没有从大梁坡转换到塔城。她没有距离感，在她的概念里，塔城只是大梁坡边上的另一个村庄，步行走走，就可以回到村庄里去了。

就像在大梁坡时，她的大部分记忆，还停留在16在岁以前的甘肃天水张家川一样，到了塔城以后，她的全部记忆似乎都停留在了大梁坡——那个她浑浑沌沌生活了三十年，生了七个孩子的大梁坡。

    在来大梁坡的最初两年，我母亲还是个姑娘的时候，外婆说她是五个姐妹中最勤劳，最心灵手巧的一个。这一点从母亲初嫁父亲时，绣在枕头和我的小鞋子上的花上，可以得到完好的印证。那些艳红的牡丹和小动物，逼真到像有生命的一样，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红。

    母亲一病不醒后，我抱着小枕头和小鞋子哭过，亲吻过那些亲手所绣的花瓣和小鸡小鸭，那些植物和动物通过我含泪的亲吻，常常在我的梦里醒来，跟我对话。

    母亲却是不能再醒过来了，她掉进了一个深深的梦靥的深渊里，那个梦靥深到像她的生命一样，或许比她的生命更加无边无底，深得谁也搭救不了，深得连她自己挣扎的力量也丧失殆尽。

    在塔城的三年里，每日坐在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母亲，她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，即使在吃饭和躺下睡觉的时候，她也在急急忙忙地跟自己说着没头没脑、没完没了的话。

    她听不进去来自这个世界的任何声音，也漠不关心这个世界的一切事情，除了她大脑里那些残损的记忆，她不再接受任何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信息，即使她至亲的儿女——她排斥这个世界。

    偶或一点意识智暂的清醒，偶然地看到一件触目惊心的事情，被她记牢了，即使事情对别人来说早已过去了，她却耿耿于怀，始终不能从脑海里移除。

    对她来说，任何被她记住损害性的记忆，恐怕都是一种折磨，要缠绕她一生。强行接受的信息，她混乱的大脑根本无力处理，那些记忆就会变成病毒，时时危及她本来就不完备的大脑系统。

    所以，我们不敢把任何会刺激到她的事情告诉她。任何不好的事情，当着她只能搪塞和隐瞒。偶尔的清醒，她也会耸着耳朵听一两句我和弟弟谈论的话题，有时竟然也会插口进来。

    我和弟弟这才意识到忽略了她的存在，一不小心说漏了嘴，我们只好再编故事糊弄她，她歪过头去，自顾跟自己争论和谈话，再也听不进去我们补救性的言说。因为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糊涂，什么时候清醒，加上她清醒的时候一年里没有几次，她的清醒反而要使我们感到恐惧和受到惊吓。

    母亲与我们的失散，先是从她自己与自己的失散开始的。她开始不再是她自己，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仿佛有两个人向两个方向牵拉扯着她，她无意识的胡言乱语，多半的表现也是对话式和争执状态下的两个人。

    母亲分裂的大脑过分拥挤、兴奋和热闹，它被各种各样我们看不见、常人无法想象的东西塞满，现实世界的任何人和任何事情，都无法插入进去。

    有时候为了引起她的注意，我们靠高分贝的大喊大叫来干扰她大脑的程序，我们一遍遍地强调同一句话，好让她记住它。

    我们想方设法让她记住一些很关键的东西，比如不要去开水管和煤气。然而让人悲哀的是，她很聪明得记住了我们给她做的开水管和煤气的示范动作，却把我们同时要灌输给她的叮嘱弃之一旁，置若罔闻。

    我真想帮母亲把她失散的意识全部捕捉回来，关进她的大脑，让它们不再散失。然而连她自己都已经意识不到，她把自己的意识丢了，别人又能怎样？

    我和母亲在塔城，住在我所在的单位院子里的一间平房内。我与她共睡一张大床，为的是好看住她，她起夜，我是必跟着起来的。有一次醒来，见母亲坐着抱着我的脚，我吓到大叫，赶紧看她手上、身边有没有刀、剪之类的利器。

    当我明白，母亲只当我还是她的乳儿，见我睡觉把脚蹬到了外面，就帮我抱在怀里暖着。忽而一明白，心里顿时横过对一阵久违的母爱与柔情强硬的抵抗。

    我知道，这暂时苏醒的母爱，只是回光返照，转眼就会不见，化为心酸。为了赶走不争气的眼泪，我恶声呵斥着，逼她躺下睡觉。

    那个时候我用微薄工作收入，养活母亲，又要供几个弟弟妹妹读书。开学了弟妹除了要交学费，日用品样样都要备齐带走。这个裤子短了，那个鞋子裂了，生活总是捉襟见肘。

    暑假弟弟带了几个同学要看电影，跟我要十元钱，我只给了两元。弟弟不悦，摔门要走，母亲竟冒出一句：“你这不懂事的娃，你姐为了你们几个，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，还要惹她生气！”

    听到这句我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，几年的劳累、委屈、伤心一起涌上心头，淹没了我的理智。

    等痛苦过后，我清醒过来，回味母亲刚才那句话，惊异地回头去看母亲，母亲却一副浑然不觉今夕是何年的疯痴状态，口里胡言乱语，癫狂的表情真让我疑心，刚才那句话是我听错了。

    然而这句话，的的确确是母亲说的。

    我从未告诉过她，我不要自己的女儿了，我自己也没想过，我不要自己的女儿，是为了养妈妈和弟弟妹妹。

    这样复杂的一个推理过程，在我的大脑里都没有清晰明确的思考过程，半个脑子都已经坏掉的母亲，她是怎么想出来的呢？

    由此我一直有种怀疑，母亲的最后一次出走不归，是她刻意而为，她想为我们做出一种牺牲。

    当然这有两种可能，第一种可能是：母亲是在精神极度失常的情况下出走的，她想寻着一条路回到大梁坡，结果找不到回来的路走失了。

    第二个可能就是，她在按她脑子里的那个想法做事，她不想再给我造成重压和负担。她或许真的看清楚了我那时的处境，离开丈夫，弃自己的孩子于不顾，养着她和一堆正在求学的弟弟妹妹，爹爹去世后一切负担，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。

    母亲甚至有几次没头没脑地问我，要不要找个男人领张结婚证，被我用白眼制止了。她也白着眼睛骂我：“眼白多眼黑少，跟你爹一样！”我气到好笑。

    母亲从那一年起，失踪了三次。第一次出去了一整天，到了晚上，自己找了回来，脸被晒黑了，嘴巴干裂，表情像一个刚刚哭过的孩子，脸上满是委屈，还有做错了事后的悔意。

    第二次出去了三天，被一个好心的汽车司机送回来，说是从塔城郊区牧场的一个牧人家带了回来，幸亏她还记得我们的住处叫红楼。

    那次回来，她脸上闪着笑意，像是出了趟远门，或者走了趟亲戚，头发、衣服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，我问她饿不饿，她摇头说，天天喝有奶茶喝、有馕吃，饿不着。

    第三次出去，母亲再也没有回来，那个冬天至今已经有20年了。

    我不知道，母亲这次，是抱了什么样的想法出走的，走的时候，她的意识处于什么样的状态，她是不是已经认出了自己，也认出了躺在她身边的我们，都是她的孩子？

    当时正是春节里，弟妹们从四面回来，天天围着一只大锅吃饭，一大间屋从间拉了一个布帘子，女的睡一半，男的睡一半。

    那天下午，我、妹妹和母亲挤在大床上睡着了。等我一觉醒来，床中间母亲的位置空着。我跑出去才发现太阳都西斜了。

    院子里四处喊了一遍，没有人影。我回来拍醒了弟弟妹妹，几个人分头去找。

    边陲的二月，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依然强盛，伸手拉开大铁门的门环，手指都要粘连在铁环上。院子外面的马路上，白天太阳下融解的雪水傍晚结了薄冰，镜子一样闪着寒光。

    我们在每一条路上呼唤，沿着每一条河寻找，不大的城市的角角落落，一夜之间被我们用脚量遍了。

    一夜又一夜，一遍又一遍听着风扣动门环的响声，以为母亲会像往常一样推门回来。然而，通向每一个方向的路都是漆黑的，每一道河流都闪着诡异的光。

    三天、三十天、三个月、三年……我们找遍了塔尔巴哈台山脚下的农村牧场、边防哨卡，都没有母亲的音讯。电视、报纸、电线杆上的启示，都无法换回关于母亲的一丝消息。

    我们偷偷回到大梁坡一带，挨家挨户去打听，生怕年老的外婆知道母亲失踪，精神上支撑不住，她问起母亲的状况，我们只是隐瞒、搪塞。

    那些年里，我们几个孩子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暗地里带上了一个如影随形的使命，寻找母亲，打听关于母亲的消息。

    我知道，这个世界跟我们开着一个残酷的玩笑，不知道命运之手，把我的妈妈推到了哪里躲藏……

    母亲，假使你认出了我们后，就决定与我们散失，宁肯你不认得我们。原以为，找到那个失散的自己，你就能找到我们，不料想，你认出了自己的那一刻，竟会与我们永远离散……

    如果这样一场失散是母亲的安排，我们已经无奈中默默地忍受了20年。如果是上天的安排，我跪在神前祈求，看在父亲看护他人尸体三天三夜的善行上，不要再惩罚我的母亲了，让她重新回来吧。母亲，归来。我们一起陪你回大梁坡。我知道，从母亲而诞生的，终会散失和消亡。母亲今年已经有70岁了，她生命的最后一程，应该由儿女来安排陪伴。

下篇

    母亲走的时候，是痛苦的，还是平静的，意识是混沌的，还是清醒的，她有恐惧吗？我用一个梦里的场景，填补“母亲去世了”这个场景的空白。弟弟把妈妈的埋体推进了湖里，我在旁边看着，母亲蜷缩的身子用布裹着。母亲是冬天走失的，我一直活在“她还活着”的幻想里，从没有想象过她的埋体。那个梦仿佛亲历一般，我能感觉到那空气里的寒气，湖水看着很深，周围长满了芦苇和茂密的灌木，我很担心埋体会浮上来，心里希望弟弟用点力，推得远一点，不要让埋体在岸边打转，以免被人看见。母亲是不能够水葬的，梦里我很清楚这一点。

    母亲还活着吗？她真的不在人世了吗？母亲至今没有下落，那个梦到底预示着什么，是我恐惧的反射么？也许潜意识里，我想用水葬的梦，为妈妈补上一个小小的葬礼。

我不厌其烦地审视自己的身体，这是母亲失踪的那个年龄的身体。摸摸自己的身体，感觉妈妈的肉长在我的骨骼上，腰腿酸痛时，我用妈妈的表情体验疼痛，我把身子借给妈妈，让她拼命使唤，使唤累了，我从妈妈的疲劳里抽出自己。我替妈妈吃她最喜欢的食物，吃很多，然后装着她的样子很满意地打嗝。我小小的，一直长不大，大约只有四五岁的光景，我看着妈妈发呆，妈妈白白地生了我，我什么都无法替她。

   我一低头，就能闻到类似母体的气味。这种熟悉的体味儿，让我想起母亲，还有母亲衣服上的气味。

   母亲走失后，我一直没有收拾过她的衣服，她几乎没有什么衣服可以收拾。

   母亲从里到外穿的，都是我穿旧了给她的，就连内裤也是。怕尿液不小心渗透到裤子外面，我在裆部缝了毛巾绒加厚。每次洗好晒干，穿之前我都要用手揉搓后再递给母亲，看着她不要穿反了。换好内裤，母亲总要叉开双腿，在院子里走一阵子，好让皮肤适应内裤的干硬。我总是不耐烦地看着她，她用表情示意裆部不舒服，一副抱歉的样子。现在想起来我冲动地恨不得立刻去超市，买一打内裤放着，叫她换上。母亲失踪后，我总是穿着破旧的内裤不肯换下来，用这种方式来减轻没给母亲买新内裤的内疚感。

    母亲冬天的衣服是父亲在世时给我做的一身棉衣裤，里面穿的是哥哥的破秋衣秋裤，罩衣是我上高中时穿的那件藏蓝色涤卡翻领装，她捡了父亲留下的男式裤子当罩裤，用布带子系着裤腰，裤腰太大，一不小心会松了掉下来，有时候系得太死，母亲憋着尿，让我帮她解裤子，我一边责怪她，一边贴着她的肚子，用牙齿咬开她打的死解。往往我急得一头汗，母亲缩着肚子拼命往后退，嘻嘻地笑，说她怕痒，惹得我骂骂咧咧。

    羊毛绿格子头巾，扎了二十年的那条，村里的妇女几乎每人都有，是父亲的亲戚从南疆捎来卖给村里女人的，母亲那条正是有疵点卖剩的。同时捎来的还有格子连身裙，很宽大，有绿格子和棕色格子的两种，父亲特地给母亲留了一条，母亲在镜子前试了一上午，回族女人不许穿裙子，她一直不敢穿，压在箱底，后来被外婆翻出来烧了。

    母亲走失后，我没有为母亲哭过。我只是想她的时候才哭。我也从来没反过来想想，母亲会不会想我们，她应该记得我们每一个孩子，她也会向别人絮絮叨叨说我们吧。我一直把她当作一个没有意识的人，一直那么自私地认为，只有我会想她。

    跟弟弟妹妹见面时，我们的谈话里只提起父亲，大家似乎竭力避免提到母亲，似乎从来没有过这个人。

    有一次，一不小心我跟弟弟说到妈妈这个字眼，我说“如果妈妈在的话，应该有七十岁了。”说完我假装若无其事地看看弟弟，他吃惊的样子让我大惑不解，他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陌生的称呼那样，从一个长长的梦里清醒了片刻，也许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也有妈妈，又有点怨我不该随便提到这个词，妈妈对于他，只是一个没有实指的词，那个词代表的那个人，已经从他的记忆里消失了三十多年了。他很快恢复了正常，他的正常就是对妈妈这个词和它所代表的意义始终保持麻木，我知道，他的意识又落入了母亲早已不存在这个现实当中。

    从弟弟观察我的神情来看，他似乎没有对我的平静表现出无法接受或失望，反而面露轻松之色，我理解他一直在担心我会为母亲的走失而悲伤，或者他也怕我看穿他曾偷偷伤心过吧。我们互相猜测彼此的伤心，但是我们从不互相诉说。我们不该伤心吗？母亲不在了，我们也不能表现出伤心，扭曲的感情和变硬的心，我们似乎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。母亲的失踪，变成了一件家族里隐晦的事情，不能像父亲的死那样被光明正大地提及。或者这比死更难让人承受，硬是要承认一个下落不明的亲人“已经死了”，这件事情比死本身还要复杂和残酷。

    我最不忍心的就是告诉弟弟，我怕他的心理无法承受。可怜的弟弟，一个完全不知道妈妈为何物的孩子，六个多月就送给了小姨家。后来没见过母亲几次，再告诉他却是母亲丢失的消息，我居然把他的母亲给丢了，他这一生恐怕还期待过跟母亲再次相认，就在小姨突然去世后，他才将“二姨”（母亲在她家姊妹中排行老二）改口叫“妈妈”。母子的缘分真是一层薄膜一样脆，一触即碎。

    妈妈这个词，会引发他脑子里一连串疑问：妈妈真的存在过？“如果还在”是什么意思？是说她不在了吗？不在了是指失踪了，还是殁了？

    这是一个言语不能触及的禁区，大家都保守着一个假秘密。家里甚至从来没有人问起过母亲在边城那三年跟我一起是怎么过的，还有失踪的具体细节，每个人心里似乎都有自己想象的情境，我不由地去猜测。有时候我认为他们根本不去想这个，他们或许和我一样，会认定了母亲神志不清，就是说母亲根本不会知道子女在想她，把一个痴子当作付出怀念的对象，这在正常人的情感上是不对等的。或者他们根本忘了这回事，想到他们几十年了都不问，我心里有些替母亲悲凉，忍不住想提起来这个话题，但是，遇到的都是弟弟妹妹的沉默。

    只有小姨对我提起过一次，那是在父亲去世二十年的者那则尔（亡人的葬礼或祭礼）上，她凑在我耳朵边上说，让阿訇念经的时候，把你妈也给带上。我听了吓了一跳，她的声音被我的吃惊放大，每个字都在扎在我耳朵里，像针扎一样刺耳。我很抗拒她给母亲带丧礼的想法和做法，那样意味着我承认我妈妈不在了。我没有去给阿訇说，对小姨无来由地判定母亲殁了，而且连这种丧亲的仪式还要蹭着让母亲搭便车，她太不敬重自己的姐姐，我内心很有些怨气。这样不明不白地就承认我妈已经殁了，我无法接受，我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在内心承认过，妈妈不在人世了，因为谁也无法确认她已经殁了。

    我承认，过去都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，让母亲一辈子活在她的病里。现在我们又让她活在的隐晦里，母亲从来没有以一个正常的身份，正确地活过或者殁掉。活着的时候不能健康地活，殁了又不能明明白白地殁了，母亲是活是殁都冤屈得很。

    过去，无论她清醒还是糊涂，我们都不肯承认她是一个正常人，几乎可以这样说，我们用自己认定“她是一个精神病人”这个无理的说法，固执地剥夺了母亲做一个正常人的权利。我不明白，我们为何要这样否定她的意识，我们越是成长起来，就越是否定她，似乎我们的成长，一定要以她的意识消失为前提和代价，我们比小兽还要残酷。我们是在否定自己的母亲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。我们一定要以母亲为镜子，才能看清哪些是正常的，哪些是病态的。似乎没有母亲，我们就无法认清自己和这个世界。我们试图把母亲的疯癫合理化，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一个正常的母亲。我们认定了自己的母亲天生就该是个疯子，这样就消除了本来要为此付出的痛苦，我几乎没有为母亲的病痛苦和抱怨过，只有对她的疯疯癫癫表示愤怒，我们用愤怒代替了痛苦。我们不想推翻已经认定的事实，谁都不想去追究已经转换了的痛苦，我们几乎不去考虑，就接受了这个疯了的母亲。这是一种自然而然、合情合理的接受方式，小的看着大的，态度惊人的一致。

    父亲应该报过无数次希望，都被现实颠覆了，不如干脆不再承认还有希望，反而踏实，父亲的想法像是通过基因遗传给我们一样，我们从来不抱希望，不给自己恢复希望的机会，打定主意就跟这样的母亲这样生活。正是我们的绝望，让母亲再也没有机会做真正的自己。由我们表现出来的对她绝望，母亲判定了自己将永远病下去。

    母亲得了这个病，与其说是治不好的，不如说是我们强加给她的，是我们让她一直停留在疾病状态中，没有人试着带她走出来，哪怕是用一点点的努力。我们对这种病没有一点认识，因为她的病，我们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认识了。有时候我甚至想，也许是她最后忍受不了这种状态才出走的。

    母亲甚至在自己清醒的时候，都要装作发病，她怕我们不认识那个清醒的她。父亲有时恍惚着说她装病，撒懒不想去干活。母亲时好时坏的样子，也会让他疑心自己一贯的判断，他很矛盾地否定这一点，说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，根本没有脑子。

    这句话，等于让母亲认定自己的病是不会好的，母亲只好再回到自己的病里躲起来。她怕父亲，父亲判定她的病不会好，她的病就不可能好。她也会反唇相讥，说我们是疯子，有病。我们恐怕真的有病，一家人真的都疯了。但是从来没有人会站在母亲那一边支持她，她的判定无效，她应该对我们很无望。在她的眼里，我们真是没救了，可我们从来都那么自信，从来没有反过来替她想过。是我们把她按在这个病里，让她一辈子抬不起头来，我们每天给她打上烙印，做上标记，刻上记号，她是疯子，疯子，疯子。她就这样忍受了我们几十年。

    我是一个自我欺骗到可以假装代替她活着的人。母亲失踪那年刚满五十，此后二十年里，她和我的岁数一起在增长。我每年给她和自己分别加上一岁，每年我的头发增白，也就意味着，她的头发白得比我多一些。我想想不出她很衰老的样子，她走的时候，脸上只有麻子，还没有皱纹。也许脸上那些密集的麻点掩住了皱纹，或者说，阻止了皱纹的生成。

    我经常回忆跟母亲走过雪地去看我女儿的那个下午，夕阳的余晖冷冷地斜射在雪地上，一会儿催着母亲走在我前面，我从后面看她小心翼翼生怕滑倒的样子，干脆三步两步走在前面，给她示范走快了也不会摔倒。我走了一截，站在路上等母亲走上来。站着站着，突然就想到了夏天，我抱着女儿走在这条路上，我累了，放她在地上，让她自己往前走，她一步都不肯走，就地站着不动，我再往前走，她跟了几步，见我停下，又就地站着，等我退回去过去抱她。我叫她走上来，她就往回退。我们中间始终隔着一段距离，谁都不肯让步。

    我希望那段雪路一直在我记忆里延伸，我就可以和母亲并排走在一起。

    到四道巷子婆婆家，母亲进门拉住外孙女的小手，要给她暖手手，母亲反复地叫她的乳名，口里呢喃着：让外奶奶揣一揣尕手手……娃娃稀罕呐。听到榕儿奶声奶气地叫外奶奶，母亲欢喜到满脸的麻点都拉成了细线，在脸上蹦跳，那天她口齿清晰、礼仪周全，也没有一句自言自语，一直跟我婆婆寒暄，让对方很惊奇地睁大眼睛。迫使我不得不用她的眼光，看待在我眼里显得有点异常的母亲。

    五十岁，母亲的身子骨还没有呈现出衰老僵硬的迹象，浑身的肉很活，充满母性的那种松垂温软。现在的我刚好长成了母亲那时的样子，我很欣慰，从五十岁开始，我觉得自己在替母亲度过慢慢走向老年的岁月。

    我的意识经常飘出去，飘到跟母亲生活的边城。

    母亲似乎刚刚还坐屋里，站起来将耳朵边花白的头发拢进绿格子羊毛头巾里，说出去转转，我知道她随时都能让她从大门那边进来，我随时都能把她朝着我走过来的样子，从记忆里调出来，复制到现在居住的小区的门口，她就那么在越来越深的暮色里，缩着脖子，溜着肩膀，小心地走在窗外我看得到的路上，我一喊，她就会抬头，看见窗口张望的我……

    我差点要喊出来，我穿上衣服，匆匆下楼去叫她上来。

    我下了电梯，走出居住楼的大门，马路一下子空了，小区的大门开着，我问门卫，刚才那个进来的老年妇女，包着绿格子头巾，背有点驼，朝着这边走过来，看见她去哪里了吗？她可能是我失踪……是我妈妈。这个自然断了的句子，让我有点犯晕。我的另一股意识因为这个句子干扰，暂时中断了，我想起妈妈失踪已经20多年了。可我还是坚持认为我看见的那个女人，也许就是我妈妈，她这么晚来找我，本来能遇到妈妈的可能性，都被自己的动作迟缓不坚定破坏了。假如我早点下楼，不要盯着马路上的她发呆，也许我现在就站在她面前，向她介绍自己，让她辨认我。马路上与妈妈相遇这个场景，经过我无数次模仿和演练，随时都能出现在我眼前。

    也许有人给她指错路，她走到别的楼里，走不出来了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找找。或者我站在马路上，等她出来。

    我很羡慕门卫，做门卫真好。如果我是门卫，一直看住边城报社的那扇铁门，母亲就不会走出去，我多次打问报社耳朵有点背的老门卫，他一直说不清楚，妈妈是在什么时候出去的。或许他睡着了，要不就是他开着门自己走出去办事了，妈妈钻孔子跑出去了。

    我一直站在马路边，透过玻璃门看门卫在屋里看电视，他们对电视的专注，让我很不放心。

    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，这个戴头巾的女人似乎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过去居住在那个小区，她就在那条巷子转来转去，现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区，每天去单位上班的那条巷子里，早上去和晚上回来，我都能看到这个女人。如果我中午偶尔有事路过这条巷子，也一定能遇到她。她从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，就像我从来不承认，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一样，她成了我近在眼前的一个伤口，把我母亲活着的各种生活场景，每天展示在我的面前。

    有时候我想试着对她笑笑，最后还是忍住了，我不想打搅她，其实是我没有自信能够打搅到她，她是那么专注于自己，几乎从来没有看过我一眼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为这个偷 偷地哭过。她居然不看一眼我，这就是我哭的理由。

    早上穿过马路，在巷子口，我又碰到了那个女人，她坐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避雨，她一边低头看着行人路过的脚，一边慢吞吞地把手伸进衣服里拼命拉扯，我顺着她的手看进去，衣服里高高凸起那女人的锁骨，锁骨下干瘪的胸，我猜测着她有没有哺乳过孩子，只看见她的手像拉起一块褐黄色布料一样，拉扯着一段肉皮的褶皱，从里到外看不见任何跟乳房有关的形状。

    没带雨伞的我，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站住，装作躲雨的样子，用余光打量她的赤脚和裹在黑色紧身裤里的细瘦的双腿，我想到女儿曾说她是这个城市里最健美的人。她的脂肪都在没日没夜的奔走中消耗尽了，浑身上下没有一点赘肉。

    女儿这样说的时候，她不知道我想到的是她的外婆，我丢失了的母亲。我关注这个女人纯粹是因为，母亲有着跟她一样的病，我知道自己关注所有的精神病人，都是因为他们跟母亲有着一样的病。女儿也会关注那些父母离异的孩子，像我一样默默地关注，不会说出来，甚至这种关注有时候是无意识的。

这些年，我用母亲的声音祷告，我用文字把亡人跟我的生命连接。我一直用另一个人的身份生活，什么都不做时，我偶尔回来，身份可疑。我抱住自己的身体时，感觉抱着父亲蜷曲的骨骼，我想事做事的架势很古怪，愤怒的时候是我爹，疑神疑鬼的时候是我妈，对我的孩子不得其解的时候，感觉那是来自父母血缘里面的东西。疲惫时，我时常感觉妈妈在我里面呻吟，我不敢用她的嗓音说话，怕把自己吓着。我不是我自己的时候，反而更像我自己，像记忆中小时候的自己，那时候多好，我也是一个有母亲的孩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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