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技宅男爱上了手机里的人工智能系统OS1，跟“她”（由性感女神斯嘉丽·约翰逊配音，相当于iPhone里的Siri）发生了一段人机畸恋，最后发现“她”同时爱上了461人，遂罢用手机，回到不美好但真实的现实生活。以上是最近受热捧电影《她》(Her)的情景，离我们真实世界越来越近。

    坐在我面前的曹国钧，男，49岁，是中国一家国企的信息部主任。他手持4个终端，有4个微信私人账号、3万多微友、15个微信公号、2000个微信群。500人以上的大群就有10个。经营这么多微信，与他的日常工作并没有直接关系。

    纽约大学社会学家埃里克·兰纳伯格(Eric Klinenberg)曾在《大西洋月刊》2012年5月封面文章《Facebook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孤独吗？》中说，社交互动的质量而非数量最能预测孤独状况。他在接受《商业周刊/中文版》采访时，重申了这样的观点。

    大卫·梭罗说，社交是廉价的。他独居在瓦尔登湖边，偶尔观察两只蚂蚁在打架，他所描述的是惠特曼时代自然主义的美国。20世纪50年代，美国社会学家大卫·里斯曼的学术著作《孤独的人群——美国人性格变动之研究》竟然风靡一时，击中了人们在机器时代的脆弱内心。

    现在新机器把整个社会都卷入进来，一种新的社会性格正在形成。在中国，这种社会性格，有一个新名字：微信依赖症。这种依赖症背后，在社会学家们看来，是一种孤独的症候。

    依赖症与孤独的关系，用约翰·卡乔波(John Cacioppo)向《商业周刊/中文版》描述的一个比喻就很容易理解：就像小汽车，如果你开车去见朋友，你会很快乐；如果你一个人驾车看着旁人的狂欢，你就孤独。如果小汽车创造了郊区，它也创造了孤独。卡乔波是芝加哥大学认知和社会神经学中心负责人、孤独专家，多年研究社交媒体。

    根据微信官方数据，不到4年时间，微信已积累了8亿用户，超过了欧洲总人口，其中月活跃账户达3.96亿。公众号数量超过了580万，日均增长1.5万。庞大用户的活跃，让微信估值飙升，里昂证券亚洲4个月前在报告中估值，说微信价值已达640亿美元，三倍于Facebook收购的WhatsApp。

    微信让许多人患上了这种新病症：微信依赖症。严格说，这是一种社会病灶，一种社会性格和习惯的形成——可能好，也可能坏。

    “我真的崩溃了。”回忆起一年前的事儿，曹国钧不停摇头。2013年7月22日，整整一天，曹国钧都抱着手机，不停地点击微信登录按钮。当天上午，由于通信电缆问题，微信大面积崩溃，和数亿受影响的其他微信用户一样，曹国钧无法登录微信。那天，他第一次和他那个由3万多好友组成的庞大微信世界失联，他想知道谁又在约饭局了，哪位微友发了求救信号：比如小孩上学择校、比如找医生什么的。

    “社交应用就是为孤独而生的，孤独的人喜欢社交媒体。”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罗兰德·沃金(Ronald Dworkin)对《商业周刊/中文版》说。

    7月10日下午，我们与曹国钧见面时，他穿着一件草绿色的T恤，就是微信App底色的那种绿。曹国钧把他和家人之间有限的沟通也挪到了微信上。他的手指在iPad屏幕上翻了好几页，才找到他与儿子的聊天记录。征得他本人的同意，我们引用了以下一段对话：

    儿子：“底特律，20：38。”

    父亲：“能赶到下一班吗？如何安排？”

    儿子：“到达芝加哥，当地时间21：03。”

    没有一点多余信息。父子之间的对话如果有一些柔情蜜意的问候或许更好。曹国钧还建了一个小群给一家三口。起初，他会在小群里敲一句，“今天不回去了。”现在，他只有在要回家的时候，才在里面说一句“今天回去”。他说妻子也已经习惯了。

    接受采访时，曹国钧也不忘滑动微信页面，选择性地点开一些未读信息，歪着头把跟脸大小相当的iPad凑到耳边听语音微信。

    这台iPad上，还安装了日本即时通信应用Line、中国电信和网易联合推出的移动IM“易信”、阿里巴巴的“来往”、网络即时语音沟通工具“Skype”、新浪旗下类微信社交IM产品“微米”等。

    望着曹国钧与微友们忙得不亦乐乎，我们很难问出口：你孤独吗？这不是梭罗似的孤独，字义一目了然。有了社交媒体和工具，人们非常忙碌地参与了各种社交群组和讨论。1990年代时是邮件组和BBS；之后是QQ和MSN；博客、Twitter、微博、Facebook、Path、Instragram、WhatsApp、陌陌……

    “为什么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与技术在一起，却吝啬把时间分给现实生活中的人？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，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？”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家雪莉·特克(Sherry Turkle)的疑惑。1990年代初，她沉醉于网络聊天室和在线虚拟社区，写书庆祝网络新生活。20多年后，昔日的科技代言人变身科技反思者。

    网络带来了新空间。在这个新兴空间的一端，雪莉·特克采访到在同一张床上给对方发短信或者写电子邮件的夫妻。她在《群体性孤独》一书中对此评论说：手机在身让孩子们有了安全感，但他们生怕漏掉任何一条重要信息。网上友情容易获得，但这种亲密关系存在着随时失去的风险。

    微信创始人张小龙从未公开解释微信启动页面的寓意：一个孤独小人独自面对星球。人们乐意把它解读为微信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，帮人解决孤独问题。但张小龙也承认，“通过技术解决不了人的内心情感需求”。

    据统计，3000多万美国人独自生活，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四分之一。人们夜以继日地通过手机和电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，社交网络繁忙喧闹，个人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孤立与疏离。

    “社交媒体融入生活，这一切刚刚开始。”埃里克·克兰纳伯格在邮件中对《商业周刊/中文版》说。

    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新的社交工具，却越来越少地拥有一个真实的社会。罗兰德·沃金著有《虚拟幸福：新幸福阶层的阴暗面》等书。他发现，在Facebook上人们很难建立强联系（关系）。“那些只是熟人，不是朋友。有的人有超过200个Facebook好友，这实在太疯狂了。你在网上有多少朋友并不能反映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朋友。”他在电话中说。

    社交网络依赖症让人变得孤独，是危言耸听吗？是社会学家杞人忧天吗？不是说好的“工具无罪”吗？

    “社交网络不会让人们感到更孤单。相反，频繁地更新Facebook会减少孤独，因为更新状态勤快的人会感到自己和朋友们联结在一起。”德国社交网络研究学者格罗斯·德特斯(Grosse Fenne Deters)在电话中对《商业周刊/中文版》说。她研究了人们使用Facebook的频率如何影响他们看待朋友、家人以及社会的方式。

    曹国钧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他的2部智能手机以及2台iPad，这4部终端设备里都安装了微信。在那台屏幕花掉的iPad上，微信图标很显眼，曹国钧点开微信应用，左下角的微信未读数字一直在跳转、增加，最后停在了314772。

    如果曹国钧每一秒看一条信息，这需要87.4个小时。如果他还回复一些信息，估计要花更多时间，这还不算在他看信息同时，又跳出的无数信息。

   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·格拉诺维特(Mark Granovetter)从互动的频率、感情力量、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维度，把联结分为强弱两种。

    “我知道很多人担忧网络社交会使人孤独，他们害怕网络交往会成为现实社交的替代品。但更多研究认为，这种担心是不正确的，因为科技只是工具，会带来什么结果完全取决于人怎么用它。很有可能是，人因为孤独了，才跑去网络上找人交流。”格罗斯·德特斯说。

    约翰·卡乔波也支持格罗斯·德特斯的观点。他在《孤独是可耻的：人性与社会联系的需求》一书中将孤独比喻成“饥饿”，它们是某种信号，预警你饿了或缺爱了。

    卡乔波基于大量的社会学调查、生物学与流行病学研究，提出了一个“孤独模型”。他发现，一个人是否孤独，并不能根据Ta的联系人多少做出判断。许多人拥有很多“她”，但仍然很孤独。

    电影《她》男主角的工作是在漂亮的手写信网站上替别人写情书。他自己经历婚姻破碎，面临中年危机；他负责传递情感，跟有好感的女同事却有表达障碍；他享受指尖运动和虚拟性爱，却在洛杉矶的街头一个人游荡，倍感孤独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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